一砖一瓦皆民心，千年一善护仙山 武当山募化史：从香火缭绕到民族脊梁的文化坚守

秦楚风讯（十堰融媒记者 朱江）武当山千年宫观巍然屹立，从非天造地设，而是历代道人四方奔走募化、天下百姓同心护持的成果。从唐宋肇基到明清鼎盛，再到当代薪火传承，武当始终以募化为纽带，坚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惠及于民”的初心，以善念筑殿宇，以民心护圣山，在千百年的募化实践中，书写了一部信仰与民生相融、文化与山河共生的不朽长卷。七十二峰连绵的武当，不仅承载着中华道家文化的千年积淀，更镌刻着无数信众与百姓以募化之举共护圣山的赤诚初心。

这座被誉为“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的圣地，其九宫八观的恢弘格局，绝非一朝之功、一人之力，而是千百年募化接力的结晶，每一块砖瓦、每一处梁枋，都凝聚着四方善念，汇聚着万民通过募化倾注的力量。

缘起千年，圣山非天成

要读懂武当山的文化根脉，必先读懂其募化的深意;要知晓武当宫观的存续密码，必先明晓“募化”二字的本真内涵。

世人多将募化与“化缘”等同，实则武当道家的募化，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财物请求，成为融信仰感召、制度设计、社会动员与文化整合于一体的完整体系。从本义而言，募化是道家信徒向他人请求施舍财物的一种行动实践，典籍中常以“化募”“抄化”为同义，核心是“随缘乐助，心契自然”;而在武当山的历史语境中，它更是一种“以道设教、因缘度人”的济世智慧，既为宫观营建、法脉传承筹集核心物资，也为百姓提供了践行善念、寄托信仰的重要途径，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以募化之名，参与到圣山守护的进程中。

“武当山的募化之路，始于唐宋，兴于元明，盛于明清，每一个朝代的发展，都离不开募化的支撑，每一次宫观修缮，都镌刻着募化的艰辛与不易。”武当山自然景观调查专班成员、武当山特区档案馆馆长(史志研究中心主任)范学锋如此评价。武当山自唐宋肇基、元明鼎盛，至清以降渐趋式微，其宫观营建、经籍刊刻、斋醮弘化，无不依托于持续而有序的募化实践，这一过程，彰显的是道家与民生的深度交融，更是民众以募化为纽带守护圣山的千年坚守。

武当的募化史，始于唐贞观年间的五龙祠修建。彼时均州刺史姚简奉敕修祠，开启了政教协同募化的先河，地方官吏带头捐俸为募化立范，百姓纷纷献木材、捐粮食、出人力。

明朝初年，是武当山宫观营建规模最为宏大、规格最为尊崇的时期，其营建纯属国家工程，彰显国势强盛。永乐皇帝朱棣以“真武护国”为精神旗帜，下诏大规模兴修武当道场，征调全国十三省人力物力，由朝廷统一调度、全额出资，历时十二载，建成九宫八观等宏大规模的道教建筑群。这一旷世工程，自始至终依靠国家雄厚财力与强大国力支撑推进，全程无需民间募化，集中体现了明初强盛的国家实力与中央集权的强大组织能力。

法度昭然，用之于武当

到了明朝中期，武当山的募化活动已在制度层面形成完备的管理体系，确保每一笔募化财物有据可查、每一份善举落到实处，真正践行“募化取之于民，分毫用于武当”的宗旨。

为规范募化管理，明廷专设提点司执掌武当山募化财计，各宫观亦设专人登记《功德簿》，详实记录施主姓名、籍贯、布施物品及使用去向。范学锋对此指出：“对重大募化事宜，更以刻石立碑的方式公示于众，彰信明义、昭示初心。现存《御制重修太和山宫殿纪成碑》《周府捐施碑》等百余通碑刻，均为当时募化修缮的直接物证，堪称武当山募化发展史上的珍贵档案。”

武当山募化始终恪守道家戒律，《道藏・玄都律文》明确规定：“募缘者不得强索、炫富、许诺福报”，秉持“随缘乐助，心契自然”的理念，严禁强捐强索等行为，使募化回归纯粹向善之本。即便是罗天大醮等重大法事，亦先行举行“募化疏仪”，既彰显信仰之庄严，又从仪轨层面保障募化财物用途正当、管理规范。

完善的制度，让这一时期的武当募化呈现出全民参与的鲜明特点，上至藩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工匠商旅，皆主动投身募化，成为武当山建设的重要力量。

十堰市收藏家协会理事、武当道家文化收藏者潘如红介绍，明朝永乐、嘉靖两朝，朝廷数十次颁赐帑银、香火田、免赋诏书，以官方之力为武当募化奠定物质基础;楚王、辽王、襄王等藩王纷纷以捐资建观、刊印道经的形式参与募化，楚昭王建五龙宫，襄宪王捐资重修南岩，成为藩王募化的典范;鄂豫陕三边的士人则结成“香会”，均州“净明社”、襄阳“玄帝会”等组织定期赴山进香并组织集体义捐，以社群之力带动更多百姓参与募化;商旅、船帮、药农、工匠则自发组成“进香团”，以行业互助的形式集资立碑参与募化，十堰青石碑林中“木匠会”“盐帮会”的题名，至今仍清晰可辨，见证着各行各业以募化之力支持武当山修缮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武当山小莲峰上的古铜殿作为武当山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其铸造与修缮的全过程，更是武当募化史的生动缩影。古铜殿的铭文之中，详细记载了元朝武当道人在武昌化缘募化的经历，以及每一笔募化财物的具体用途，字里行间，既有对善信募化功德的赞颂，也有对宫观修缮的细致记录，看不到任何私吞财物的记载。所有募化所得，或用于铸造铜殿构件，或用于修缮殿宇，或用于道众日常所需，一分一毫皆用之于武当。如今，古铜殿历经风雨侵蚀依然屹立于小莲峰之巅，其铭文不仅是武当道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千百年武当募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初心的生动写照。

到了清朝，武当山的宫观虽渐趋式微，官方支持日渐减少，但武当的募化传统从未中断，反而完成了从官方主导到民间主体的转变。道人们背负着募化手册与募化图，行走于鄂豫陕三边的村镇街巷，向百姓宣讲善念，募集宫观修缮资金，以民间募化的微薄之力，守护着武当的宫观与文脉。

文化铸魂，募化融巧思

武当山的募化，从来不是简单的财物募集，而是一场跨越朝代、连接人心的信仰实践，更是一场融入文化巧思的文脉传承。从唐宋肇基的零星募化善举，到元明鼎盛的全民募化参与，再到近现代的薪火相传，每一分布施都因募化化作修缮宫观的一砖一瓦，每一份善念都因募化融入圣山守护的一言一行，而留存至今的古铜殿铭文、募化图卷、功德碑刻，皆是这段以募化护山的艰辛而温暖历史的鲜活见证。

潘如红收藏的一副《湖北武当山风景全图》，便是清朝至民国武当民间募化的珍贵实物，更是武当道人以文化巧思助力募化的典范。这幅图带有明显的民国山水画特征，武当山七十二峰的秀丽风光、宫观楼阁的巍峨景象跃然纸上，更为难得的是，图中题记与序文还特意假借阮籍、苏东坡等历代名家咏赞武当的诗词佳句，以名士风骨衬仙山灵韵，借千古文心扬护山善举，既提升了募化的文化格调，也让四方观者一见而生景仰之心，更愿为修缮圣山慷慨解囊参与募化。

“凡游历其山者，莫不遗有文迹、墨宝”“如阮籍诗曰：‘携伴古松下，遥听瀑布泉。君家从我进，世外有桃园。赏心不知厌，开怀那愿闻。因恋武当景，尘事付淡然’等句”“且东坡亦曾云：‘慕渴名胜与山川，美景历遍未尽欢。偶览史书典记悟，拨马飞腾白云间，误识九霄神仙府，却原陆地一洞天。欲得风光足我愿，生生世世武当山。’”令人寻味的是，《湖北武当山风景全图》中提及的阮籍、苏东坡咏武当诗句，并无史料佐证。经武当山自然景观调查专班考证，三国时期魏国诗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并无游历武当山的记载，亦无咏武当诗作传世;北宋文豪苏轼，同样未曾登临武当。

那么，募化者为何要特意假借阮籍、苏东坡之名?武当山自然景观调查专班成员、历史学博士姚峰表示，这并非简单附会，而是清朝至民国武当民间募化的文化策略与现实需要，是道人们为推动募化、守护圣山的智慧之举。其一，借名人声望增强募化公信力，阮籍旷达隐逸、苏东坡文名盖世，二人皆是民众心中敬仰的文化符号，托名名家题咏，能快速拉近与普通百姓、乡绅士贾的距离，让募化从单纯的“化缘”升华为“护持名山文脉”，更易获得社会各界的信任与支持;其二，借名士光环抬高仙山地位，强化民众的文化认同，以历代名士“偏爱武当”为叙事，塑造武当山“自古文人向往、圣贤登临”的名山形象，唤醒民众对家乡仙山的自豪感与护山之心，让参与募化成为荣耀之举;其三，以图文诗赋适配民间传播，提升募化劝募效果，图文并茂的形式、朗朗上口的诗句，远比枯燥的说教更易在民间流传，在官方支持不足、全靠民间自筹的背景下，这种通过文化包装烘托出的情感共鸣，是道人们奔走四方、以募化修缮宫观最务实、最有效的办法。

武当山自然景观调查专班成员、十堰市收藏家协会武当山分会会长郑光春分析，这幅《湖北武当山风景全图》当时便是道人们用于募捐的核心工具，“有可能是捐点儿钱就给一副，也有可能是拿着这幅画到处云游，向四方善信展示武当美景与宫观破败之状，感召大家解囊相助参与募化。”

德泽绵长，善款聚武当

自清朝以来，武当山宫观的修缮逐渐失去官方支持，至清末时期尤为破败，募化成为守护宫观的唯一途径。面对日渐倾颓的宫观，武当山全真龙门派著名道人、紫霄宫道总杨来旺曾多方奔走募化资金，竭力维持宫观修缮;进入民国后，战乱频仍，香客进山受阻，募化难度陡增，道总徐本善继承杨来旺之志，克服时艰，四方筹措，力图以募化之力恢复武当旧观，《湖北武当山风景全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绘制问世。这张图揭示出一个重要事实：武当山的道人们并未被动等待香客施舍，而是主动走出山门，以文化为媒、以巧思为翼，四处奔走募化，积极为宫观的存续与复兴殚精竭虑。

为何单提阮籍与苏轼作为募化的文化符号?郑光春认为，这或许与当时募化的对象有关，“他们很可能主要面向文人、教师等知识阶层，以文人敬仰的名家为引，更易引发共鸣，推动募化。”至于这两首诗是否确为绘制图时所编，目前尚难定论，也有可能当时已在武当山流传，或在某些宫观碑刻、文献中有所记载，其具体出处和创作年代，仍有待今后更多史料加以考证。

从形制来看，这幅募化图的图像部分由四幅山水画组成，墨色层次分明，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珂罗版印刷技术，绘画风格明显受到西方绘画技法的影响，带有鲜明的中西融合特征。为何画面未表现武当山宫观建筑，而完全以自然风景为主题?郑光春推测这与当时西学东渐的背景有关，“这种纯自然的山水表现方式，在彼时被视为更具格调与新意，更易吸引社会各界关注，进而助力募化。绘制者可能是留学生，或曾系统接受过西方美术训练。”

除了《湖北武当山风景全图》，潘如红还收藏有一幅民国时期的募化引，上面盖有武当山南岩宫的大印，见证着当时武当募化的规范性与严肃性。而这份募化引的背后，是民国时期武当道家高超的经营智慧与文化传播意识。

南岩宫作为十方丛林，是武当山重要的道场之一。民国时期，南岩宫的当家道人极具经营智慧，除了制作募化图与募化引，还印制了武当山修真图、内经图等印刷品，既传播了道家文化，也将其作为募化的“信物”，回馈给布施的善信，让每一位参与募化的人都能获得文化回馈，也让募化成为道家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

这些承载着文化与善意的实物，历经岁月流转，成为了研究武当山历史的珍贵遗存;不仅展现了民国时期武当山募化的具体形式，更印证了武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募化初心。道人们不辞辛劳奔走四方，募集的每一分财物，都用于南岩宫的修缮与维护，用于道脉的传承与延续，以募化之力让破败的宫观得以存续，让武当文化得以薪火相传。正是这份纯粹的发心，让武当的募化超越了单纯的物资筹集，升华为一种精神的传承。

薪火不息，募化兼利民

武当山募化的精义，从来不在聚敛财物，而在“化育人心”，以募化为桥实现善念的传递与文明的传承。无论是朝廷勋贵，还是历代高道如张守清、丘玄清、任自垣等，皆倡导“施者受者，同登道岸”，他们认为，募化不仅是为宫观筹集物资，更是为百姓提供践行善念、提升自我的途径。

这种以善为本的理念，在武当山的碑刻文物中同样有着清晰的印证。如今，在武当山太和宫朝拜殿前，屹立着明朝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一通铜碑：《敕建大岳太和山天柱峰第一境北天门外苍龙岭新建三界混真雷坛神像记》。碑文记载了道人王绍瑞为修建天柱峰北天门外雷坛并铸造金像到京师募捐等事迹，京师公侯大臣太监如定国公徐延德、华盖殿大学士严嵩、武英殿大学士徐阶、吏部尚书吴鹏、司礼监提督太监李端及会首信众等408人为之捐款。这通古碑不仅记录了募捐的史实，更体现了当时社会各界对武当山事业的广泛支持。

因此，武当山对募得的资财，始终坚持公开公示用途，修殿则刻“某年某月某匠某工”，详细记录修缮的过程与工匠的付出;刊经则署“某地某姓捐资校勘”，让每一位参与募化的布施者的善举得以永存，让他们清晰看到自己的付出能为圣山守护、文化传承贡献力量，从而生敬畏之心、向善之心，让募化的善念在民间代代相传。这种公开透明、注重感恩的传统，正是武当募化文化能够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的关键所在。

更难能可贵的是，武当山的募化，始终超越了宫观修缮的单一目的，兼顾“护山”与“利民”，践行道家“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教义，让募化成为连接圣山与百姓的桥梁，让武当文化深深植根于民间。而香税作为武当山募化的重要形式，其发展与管理更是这一理念的核心体现，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梅莉教授深耕武当山香税研究，其研究成果为解读明朝武当募化的多元内涵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梅莉教授在《略论明代武当山香税的征收与管理》中明确指出，明朝的香税以泰山和武当山的数量和影响为最，武当山香税始于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是明朝最早征收香税之地，由湖广布政司和提督太监委派的均州千户所千户和太和宫提点共同负责征收管理，这一官方化的征收模式，让香税成为武当山规模化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泰山香税的征收还要早23年。

武当山香税的征收初衷，便是“以备修山各项支用”，是武当募化体系的重要延伸。明朝弘治六年明确规定，香税“解送均州净乐宫官库收贮，以备本山修葺庙宇之资”，专款专用为武当宫观修缮提供稳定资金;嘉靖十年后，香税的用途进一步细化，成为兼顾护山与利民的重要募化所得，四月以前的香钱用于官军折俸及提督官员门隶雇直，五月以后的香钱用于宫观日常用度、道众布匹及殿宇修缮，若有结余，则“岁岁储积以备凶荒”，让募化所得既守护圣山，也惠及当地民生。

梅莉教授亦指出，嘉靖以后武当香税用于赈济灾荒、抵宗藩与官兵俸粮之不足等事项，是明朝中后期武当募化适应社会现实的重要发展，也是武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募化初心的深化。

文脉永续，募化承古意

据史料记载，成化十五年，湖广右参议韩文提调武当山时，曾没收太监陈喜贪污的宫观香钱，买粮万石用于赈灾，将募化所得的香税直接反哺百姓，真正实现了“护山与利民”的良性循环，让武当的募化成为惠及一方的善举。

清朝汉口“武当山香市”的兴起，更是将武当募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推向了新的高度。当时，汉口“武当山香市”成为华中最大的宗教物资集散地，香烛、法器、经幡等物资皆标有“武当监制”，这些物资的销售收益，全部作为募化所得反哺武当山中道院，用于宫观修缮与道众日常;同时，香市的兴起也带动了周边百姓的生计，许多百姓以制作、销售香烛、法器为生，在为武当山募化贡献力量的同时，也改善了自身的生活，形成了“护山与利民相辅相成”的良好局面。这种实践，让武当山的募化不再是单纯的宗教行为，更成为带动地方发展的纽带，让武当文化在民间的土壤中深深扎根。

回望武当山的千年募化史，宫观修缮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与不易，而募化始终是贯穿其中的核心力量。武当山地处群山之中，交通不便，物料运输极为困难，修建和修缮一座宫观，往往需要耗费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需要无数工匠的辛勤劳作，更需要四方善信以持续的募化之举提供支撑。从唐朝的零星修缮，到明朝的大规模营建，再到明清以来的不断维护，每一块砖瓦的铺设，每一根木梁的架设，每一处彩绘的描绘，都凝聚着万民以募化倾注的心血与善念。

许多宫观历经战乱、火灾、风雨侵蚀，多次破败，又多次通过募化得以重建与修缮，正如潘如红收藏的募化图序文中所写：“年深久远，庙貌失修，神像之褴褛、梁柱之朽坏、墙壁之坍塌、风雨之飘洒，住持等目击颓状，黯然神伤。虽经早事修葺，无奈工程浩繁，全整不易，是以今特不辞跋涉之苦，甘受风尘之瘁，遍赴各境，广结善缘”，寥寥数语，道尽了道人们以募化护山的艰辛，也彰显了他们守护圣山的赤诚。

今日武当山，古制虽简，而募化的精神长存。当代武当宫观管理延续了古代“明账、诚心、利众”的募化古训，让募化更加透明、规范，让每一份善举都能得到清晰的回应。近年来，武当山紫霄宫等重要宫观多次启动修缮工程，这些修缮工程依然延续着武当的募化初心，资金来源既有信众的自发布施，也有社会各界的公益捐赠，所有资金全部专款专用，用于宫观的修缮与文物保护，以新时代募化之力，让千年宫观重焕生机。

武当山的募化史，不仅是一部宫观修缮的艰辛史，更是一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善念史，一部信仰与民生相融的文明史。那些留存至今的募化图、募化引、功德碑刻、古铜殿铭文，都是这段历史的鲜活见证，它们镌刻着四方善信以募化护山的赤诚，记录着武当山以募化存续的不易。

武当山的宫观之所以能历经千年而屹立不倒，不仅因为其建筑的恢弘精湛，更因为其背后有无数百姓以募化之举的守护与滋养;武当文化之所以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不仅因为其教义的博大精深，更因为其始终以募化为桥扎根民间、惠及百姓。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8年，武当山庙会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第二批)。武当山庙会是由信徒们独特的朝山进香活动演化而成的一种民俗活动，流行于湖北省十堰市的武当山地区。庙会每年共有两期，时间为农历腊月二十三至第二年的三月十六、九月初一至九月初十，其中以三月三、九月九的庙会最为隆重。

在武当山庙会上，那些点滴的募化善举，如同山间的清泉，汇聚成守护圣山的磅礴力量;那些无私的募化付出，如同山间的松柏，见证着武当文化的千年传承。

如今，武当山的宫观依旧巍峨，香火依旧旺盛，这不仅是道家文化的辉煌，更是千百年万民募化善念的结晶，而武当的募化精神，也将在岁月流转中，继续守护着这座仙山，传承着这份跨越千年的善念与文脉。

经武当山自然景观调查专班考证，《湖北武当山风景全图》提到的名人：三国时期魏国诗人、“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并无游历武当山的记载，亦无咏武当诗作传世;北宋文豪苏轼，同样未曾登临武当。

潘如红还收藏有一幅民国时期的募化引，上面盖有武当山南岩宫的大印，见证着当时募化的规范性。南岩宫作为十方丛林，是武当山重要的道场之一。民国时期，南岩宫的当家道人极具经营智慧，除了募化图与募化引，还印制了武当山修真图、内经图等印刷品，既传播了道家文化，也作为募化的“信物”，回馈给布施的善信。

潘如红还收藏有一幅民国时期的募化引，上面盖有武当山南岩宫的大印，见证着当时募化的规范性。南岩宫作为十方丛林，是武当山重要的道场之一。民国时期，南岩宫的当家道人极具经营智慧，除了募化图与募化引，还印制了武当山修真图、内经图等印刷品，既传播了道家文化，也作为募化的“信物”，回馈给布施的善信。

编辑：董满